吴越文化润千秋

来源：《求是》2026/06

文化中国

吴越文化润千秋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课题组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千年前，五代吴越国王钱镠极富诗意的一封浪漫家书，向世人诉说着吴越文化的温润灵动与隽永悠长。从史前星火点亮文明曙光，至古越春秋积淀文化底色，经近代变革穿越风雷激荡，到当代发展再谱盛世新篇，吴越文化在汇聚中华文化精华的同时实现自我更新，源源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时代活水与蓬勃生机。

一

吴越文化源远流长，兼具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传统与特色。吴文化主要指太湖流域的文化，越文化主要指钱塘江流域的文化。二者在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纷争中交流交融，逐渐形成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据《越绝书》记载，“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秦统一中国以前，以夷越人为主创造的吴越文化，展现出水乡泽国的特色和精勤耕战的传统，构成了中华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韵悠远，文明渊薮。大约100万年前，浙江最早的古人类脚印落在了西苕溪畔。湖州长兴七里亭遗址、安吉上马坎遗址，用一件件手镐、手斧、砍砸器、刮削器等古人类遗存，实证了浙江百万年的人类史。大约10万年前，已有人类在建德一带居住。上山文化则用古老的炭化稻米，为“南稻北粟”这一支撑中华文化早期发展的独特农业结构提供了“万年级”实证。此后，距今约8000—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共同讲述着吴越先民舟楫渡生、搭建干栏式建筑防潮、挖井取水的生活智慧，勾勒出吴越地区从定居农业到社会结构日趋繁复的清晰轨迹，向世人展示了长三角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悠久厚重的文明历史。

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良渚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十分耀眼的那颗星。良渚古城遗址以其宏大的城址格局、复杂的水利系统、发达的稻作农业、等级分明的祭坛与墓葬制度，以及大量雕琢精细、纹饰神秘的玉器，展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和集政治、经济、文化与祭祀功能于一体的早期城市形态。这些遗存揭示了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已进入具有国家雏形的复杂社会阶段，冲破了西方考古界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要素作为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束缚。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春秋战国时期，与同期中原文化持续整合演进相比，吴越地区发展相对平缓。直至吴、越立国建都，吴越文化展现出新的气象。其时，吴、越并立东南，两相争霸。“句践小城，山阴城也”，越国曾定都今浙江绍兴一带。吴国大败越国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攻灭吴国。勾践忍辱负重、逆境奋起的传奇经历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励志典故。清华简《越公其事》记录了勾践推行的“五政”，即好农、好信、好征人、好兵、敕民。这“五政”使“东夷、西夷、古蔑、句吴四方之民乃皆闻越地之多食、政薄而好信，乃波往归之”，充分展现出古越文化特征，积淀成为吴越文化内涵。吴、越虽相继覆亡，但在长期争衡与交融中形成的尚武重谋、坚韧务实的精神气质，是后世地域认同与持续发展的精神纽带。

吴越文化源远流长，文物遗珍灿若星辰。上图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左下图为战国越王者旨於睗剑，右下图为北宋泥塑彩绘菩萨立像。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公元前222年，秦以吴越地置会稽郡，中央集权统治在此首次实现了制度性确立与深度整合，有力推动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在适应中融合、转换中创新。秦至西汉的200余年间，吴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明显落后于北方。自东汉中后期起，北方战乱不已，吴越文化因远离兵燹而得以持续发展。东汉时期，会稽思想家王充通过《论衡》等论著，展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拨开了两汉时期谶纬神学的迷雾，在中华文明史上刻下了“实证主义”的思想烙印，奠定了“浙学”的批判传统，深刻影响了后世思想学术发展的脉络。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写道，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会稽史学家赵晔编撰的《吴越春秋》及袁康、吴平编定的《越绝书》，史志并重，成为记录吴越地区早期历史文化的标识性文献。

二

东汉以后，中国历史出现了3次自北而南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随之重塑了吴越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与文化气质。从王羲之、谢安等举行兰亭雅集，到白居易、苏轼描绘西湖风光，再到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记叙临安风华，吴越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融合南北、创新发展，由“粗”至“精”、由“俗”入“雅”，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谱系中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典范之一。

西晋“永嘉之乱”后，晋室“衣冠南渡”，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为代表的大量北方人士携经史典籍、礼乐制度以及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南迁，中国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吴越地区迎来了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更新在东晋南渡士族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他们融合传统礼教与江南灵秀，形成了“江左风流”的独特气质，极大影响了后世文人的精神风貌。“书圣”王羲之邀集谢安、谢万、孙绰等名士聚于会稽兰亭，留下“曲水流觞”的千古佳话，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其子王献之“幼学于父，习于张芝”，又能“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父子并称“二王”，变吴越书风之古质浑朴为妍美秀逸，其书法规范与创新突破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任永嘉太守，将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呈现出如同实景而又超越实景的诗化“自然”，开创了中国山水文学新境界。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疏浚、拓展了江南河运网络，实现了从涿郡到余杭的南北贯通，强化了吴越地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有力推动南北经济整合、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隋书·地理志》就记录了当时江南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情景。唐朝时，“浙江”作为行政区名称出现。随着中国经济中心日趋南移，浙江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尤以杭州为中心，尽显“咽喉吴越，势雄江海”之繁华景象。曾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疏浚六井、兴修水利、筑堤西湖，留下“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的深情告白。这一时期，浙江名人荟萃，“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四明狂客”贺知章、“苦吟诗囚”孟郊等各领风骚。据不完全统计，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等400多位诗人都曾来浙东游历，用1500多首诗歌铺就了一条穿越千年的“浙东唐诗之路”，成为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文化古道。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离歌中，吴越国王钱镠奉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之策，其孙钱俶在面对继续割据还是顺应统一的艰难抉择时毅然“纳土归宋”，为后世吴越地区的繁华赢得了宝贵的“太平年”。吴越文化在此期间得以接续发展、兴盛绵延。钱氏统治期间的吴越国崇佛重文，净慈寺、理安寺、法喜寺及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等成为“东南佛国”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钱氏家族以“忠孝节义”治家，一部《钱氏家训》超越了一族一姓之局限，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的精神财富。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南宋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行在所”，浙江由此走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科技、艺术、教育高地。得益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名臣前期的治理基础，以及中国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纵横通航，吴越文化在南宋时期空前繁荣，其重要标志就是“浙学”的兴起。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批评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流弊，强调义利并举、经世致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浙东事功学，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对后世思想学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彼时浙江各地书院林立，讲学成风，思想活跃，学派涌现。在文学艺术领域，陆游被称为“爱国诗人”，刘松年、夏圭等“南宋四大家”开创了南宋院体画派，南宋官窑、龙泉窑等绚烂至极，其中龙泉窑独创的“粉青”与“梅子青”釉色堪称中国青瓷釉色顶峰之作。这一时期，吴越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元明清时期及至近代，江浙地区经济富庶，吴越文化更为兴盛繁荣，并开始向北方汩汩渗透。这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方面，还包含科技、哲学等元素。“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吴越地区在当时俨然是中华文明的一块高地。明代以来，浙商走向兴盛，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声名远播，史有“遍地龙游”和“无宁不成市”之说，这也得益于浙东学派长期以来“工商皆本”、“义利双行”主张的滋养。晚明特别是近代以后，西学东渐，吴越地区得风气之先，维新派、革命派知识分子多出江浙，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吴越地区作为文化重镇，持续推动学术传承与思想创新，涌现出宋濂、刘基、方孝孺、刘宗周、朱舜水、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一批思想大家，共同引领浙江乃至全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尤其明中后期，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学派盛极天下，其倡导的“知行合一”、“致良知”、“明德亲民”、“万物一体”，强调主体自觉与道德实践，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局限，对传统儒学具有重要理论贡献和发展创新。因立德、立功、立言的非凡功绩，王阳明被后世公认为“真三不朽”人物，有“对中国思想文化史影响最大的浙江思想家”之称。阳明后学更是遍及全国南北东西各地，黄宗羲《明儒学案》将其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等派。明末清初，面对当局政治的腐败和“天崩地解”的社会剧变，黄宗羲猛烈批判专制皇权，政治上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法制上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哲学上提出“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是传统思想学术史的经典之作；《明夷待访录》则融合儒家民本思想与早期民主意识，在清末民初被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文学艺术领域，浙江文人的创作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浓郁的市民气息。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取材于富春江边的山村，以“南戏之祖”《琵琶记》和《白兔记》等为标志的南戏表达了人民要求安定团聚的生活愿望，凌濛初的“二拍”以白话小说生动勾勒市井百态，洪昇的《长生殿》则寄托了自身历经仕途跌宕与社会动荡后的深沉忧思。

及至近代，中国面临深刻民族危机与社会变革，浙人于沉痛反思中寻求出路，在被动调适中主动求变，成为近代思想转型的重要策源地。在这一过程中，章太炎倡导革命以开民智，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开辟传统学术治学的新境界，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推动教育革新。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志士为推翻帝制慷慨赴义，“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饱含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思。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中，浙江涌现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鲁迅、冯雪峰、陈望道、邵飘萍、任光、郁达夫、茅盾、郑振铎、艾青、夏衍等文化旗手，以笔为枪，在文化领域发出唤醒国民的“呐喊”。这一时期，浙江还涌现出张元济、张宗祥、马一浮、钱玄同、范文澜、吴世昌、吴晗、徐志摩、戴望舒、柔石、夏丏尊、吴昌硕、潘天寿、丰子恺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古今中西的文化大变局中留下深刻烙印。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部署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20多年来，浙江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高标准建成多个重大文化地标，推动文化大省迈向高水平文化强省。左上图为浙江美术馆，右上图为杭州国家版本馆，左下图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右下图为之江文化中心。浙江省委宣传部供图

之江潮涌，一脉风华。近年来，浙江持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部署实施的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彩。扎实推进考古“启明星”计划，深化文明之源大遗址群考古发掘和保护研究。深化文化基因激活工程，绘制省域文化基因图谱。持续推进文化研究工程，累计出版研究成果4200余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录中国古代绘画藏品12405件（套）。建成启用杭州国家版本馆、之江文化中心等重大文化地标，1.8万余家农村文化礼堂、1.6万余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文化生活。成功举办杭州第19届亚运会、第4届亚残运会等重大赛事，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良渚论坛”等重要活动，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20年前，2006年5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深情寄语：“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新征程上，浙江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锚定建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溯源铸魂传播新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高地、人文经济新高地、社会文明新高地和国际文化交流新高地，深入推进“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民生”，全面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努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提供强大精神力量。